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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网】地域学术文化系列·湘学
发布时间:2017年08月30日   阅读:

探访湘学之源

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 明海英

湘学是南宋理学传入湖南以后形成的地域性学说,其主要代表人物有胡安国、胡宏、张栻等人。他们都不是湖南人,但其研究、传播学术的活动主要在湖南。日前,记者前往湘学发源地湘潭隐山进行实地探访,并采访了有关学者,以窥探湘学的起源。

核心内容是湖湘哲学

“湘学作为一种区域学术形态出现于学术文化界,决不是一种孤立的文化现象,而是与中华学术文化的重大发展、转型密切相关。”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朱汉民认为,湘学学统的形成,与唐宋以来中国学术史的发展有关。宋学初兴之时,各个地域开创了自己的学统。分布在全国各地的儒家士大夫往往是以个人身份,在其家乡或寓居之地,独立自主地从事知识创新的学术活动,同时从事知识传播、人才培养的讲学活动。所以,宋明以来,学术史上出现一个十分重要而独特的现象,就是大量地域性学统的出现。

在湘潭大学哲学系主任陈代湘看来,“湘学”是指在湖南地区产生和传承并对湖南地区产生影响的、以哲学为核心的学术思想。湘学概念的范围上限应断自周敦颐,下限应确定在清末民初,内容包括濂溪学、湖湘学、船山学以及近代湘学。

陈代湘表示,从现今的学科分类来看,哲学一级学科所包含的中国哲学、逻辑学(名辩学)、伦理学(道德哲学)、美学(艺术哲学)、宗教学,再加上并不完全属于哲学一级学科的经学和文献考据学等,都在湘学研究的范围之内。

“清朝、民国初年的湘学能够大显于天下,为近代学人所推崇,实由于湘学学者坚持与时俱进,故而能够引领着近代中国学术思潮的不断演变、发展。”朱汉民表示,清代道光以后,中国开始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湘学在这个时期表现得尤为精彩。魏源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就表现出对新知识的呼唤,其《海国图志》更是全面拓展了中国知识界的眼界、更新了知识结构。

湖湘学派始于隐山

湘学经历了一个产生、演变、发展的漫长历史过程,并在此历史过程中形成了湘学学统。在湘学产生、传承过程中,书院起着重要作用。

湘学最早可以追溯到湘潭隐山的碧泉书院。朱汉民介绍,建炎之乱后,胡安国及其子胡寅、胡宏等远离政治纷争,长期居住于湖南衡山一带, 潜心研究理学和授徒讲学,开创了湖湘学派。

“胡氏父子创建了碧泉书院、文定书堂,在此传授弟子,为湖湘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胡氏父子的讲学,开湖南传播理学的风气,并培养了一批有所成就的理学家。”朱汉民说,张栻从学胡宏于文定书堂,因学识超群而受到老师称赞。

张栻学成后迁去长沙,并在岳麓书院、城南书院讲课。此时,胡宏已逝世,湖湘学的中心就从湘潭转移到了长沙,并且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和繁荣。

朱汉民表示,张栻除了继承胡氏之学外,还广泛汲取前辈学者如周敦颐、二程、张载的学术思想,并和同辈学者如朱熹、吕祖谦、陈傅良、陆子寿等进行学术交往。这使得他的理学思想更加深刻,理学范畴更加丰富,特别是心性修养的理论更加系统。张栻还修正了胡宏的一些非正宗理学的命题和思想。张栻的讲学吸引了一大批游学的士子,使岳麓成为闻名全国的理学基地。

在碧泉书院遗址考察时,陈代湘告诉记者,希望能重建碧泉书院。“它是湖湘文化的一块金字招牌,是无比珍贵的无形资产。”他期望能以碧泉书院为依托发扬湖湘经世致用的传统,在文化传播、社科普及、文化输出等方面做出新的成绩与亮点。

“可在碧泉书院遗址上恢复书院古建筑,配合湘潭市隐山文化开发和湖湘文化园建设,将书院建设与历史遗迹保护融为一体,辟为湖湘文化展览馆兼碧泉书院研究院。”陈代湘规划说,还可依托湘潭大学现有的教育资源与平台,打通书院与大学隔阂,使其融入现代教育体系,发挥书院学术研究、人才培养、文化传承与创新以及社会服务等功能。在传统学术研究、文化传承创新以及文化传播等领域,形成长沙有岳麓书院、湘潭有碧泉书院的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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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湘学研究“论”的维度

——访湘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李佑新

湘学作为一种具有悠久历史和鲜明特色的地域性文化传统,越来越受到研究者的广泛关注。就目前的研究状况来看, 人们对湘学的研究主要是一种“史”的研究,而湘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李佑新建议增加“论”的维度。围绕相关问题,记者采访了李佑新。

《中国社会科学报》:除了注重“史”的维度之外,湘学研究为什么需要强化“论”的维度?

李佑新:从历史维度考察湘学的源流演变,力图揭示本真状态的“史”的维度,无疑是重要的,但却是不够的。湘学研究如果仅仅取一种“史”的维度,则缺乏时代感和现实感,即缺乏对现代社会的社会关怀与人文关怀,难以在现代社会中成为一种“学”。

作为一种具有悠久历史和鲜明特色的地方性文化传统,湘学应该且可以实现自身的现代转化以适应现代社会,湘学研究应该且可以面对现代性问题,采取一种思想立场。为此,我试图提出“论”的维度。

湘学研究“论”的维度与“史”的研究密切相关,正所谓“论”从“史”出。但是,我所讲的“论”,主要是指湘学对现代性问题所持的一种思想理论立场。如果具有了这种“论”的维度,那么,湘学就不仅大大扩展了研究视域,也会获得现实实践意义和普遍性的思想理论意义。从而扩大湘学研究的社会影响,甚至形成一种新的湘学学派。

《中国社会科学报》:请您具体阐释一下,湘学应如何拓展“论”的维度?

李佑新:如果要具体展开湘学研究的“论域”,至少应包含如下三个方面。

首先,湘学传统的现代转化可能性问题。湘学传统的最大特征是追求内圣与外王、心性修养与经世致用、理学与实学的完美结合。这种传统的现代转化最关键是要改变“内圣为本、外王为末”这种道德优先的文化价值观念结构。然后使传统的外王转化为现代的民主、科学、市场经济,并在此基础上重建现代人的心性结构。鸦片战争之后,这种外王经世获得了某种形式的现代内容。魏源“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口号、曾国藩倡导的“洋务运动”,谭嗣同的《仁学》等,都标志着中国传统社会向现代转型的重要事件曾发生在湖湘学人的身上。这绝不是偶然,而是湘学传统中强烈的外王经世倾向,在特定的历史境遇中发生的现代转向与转化。

其次,外在形式化制度结构的建构问题,包括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科学技术、法律与伦理规范等。现代社会最显著的特征是,上述领域中的制度都是形式化的,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主要任务就是形式化制度结构建构。因此,在建构形式化制度结构的同时,有必要在公共领域中形成具有某种价值理想,并以此规范和引导形式化制度结构的建构。但同时,必须使这种价值理想与现实制度结构保持一定距离。因此,在建构形式化制度结构时,还必须在形式化制度结构与价值理想之间保持某种张力关系。

再次,现代人心性结构的重建问题。这方面,只能采取历史的、非形而上的方式重建现代人的心性结构。历史的重建方式要肯定人的心性结构是经过漫长的历史长河沉淀下来的,其具体内容是与其政治经济的历史情境不能分离的。因此,历史的重建方式可以说是“从下往上讲”:建构形式化制度、自觉自愿地遵守关于权利与义务分配的制度性规范、变以取权利为第一要务为以取义务为第一要务、超越权利与义务规范的牺牲奉献精神。

上述“论域”中的湘学,可以说是一种“新湘学”。它改变了传统湘学的面貌,它要解决的是时代的新问题。但是,它有着传统湘学的思想渊源,可以看作是传统湘学在现代的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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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掘湘学精神资源与时代价值

——访湘潭大学哲学系教授王向清

当前,从事湘学研究的主要是湖南当地学者,特别是就职于与湘学学统产生和传承有关的湘潭、长沙、衡阳等地高校或科研机构的学者。研究内容大多以湖南本地历史、文化、人文研究为主。有学者提出,湘学不是封闭的,是开放的。围绕当前的湘学研究,以及如何以面向全国、面向世界的开放眼光研究湘学,记者采访了湖南湘潭大学哲学系教授王向清。

《中国社会科学报》:请您结合当前我国的实际情况,谈谈湘学研究应该聚焦的主题。

王向清: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提出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湘学敢为人先、经世致用等精神对贯彻“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例如,魏源作为古代湘学向近代湘学转型的代表人物,他主张“一代之学即一代之治、一代之治即一代之学”。要求“以实事程实功,以实功程实事”,体现学术和治术的统一,追求经世事功的特点。魏源一生立下了不少经世事功,但主要是协助两江总督陶澍改漕运为海运,改盐业官营为商营,不但为清政府清除了两大弊政,而且增加了税收。

当下,我们研究、宣传湘学,立足点应聚焦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遇到的问题。从湘学精神中凝练研究主题,探寻解决方案,推动社会进步。我认为,未来湘学研究应关注的选题包括:借鉴湘学敢为人先的探索理念,加速湖南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步伐;湘学的经世事功对当代湖湘知识分子历史使命的感召;发扬湘学的积极因素为当下湖南教育事业建设提供有意义的启示等。

《中国社会科学报》:21世纪以来,湘学研究勃兴。请您谈谈当前湘学研究应着重解决哪些问题?

王向清:进入21世纪以来,湘学研究无论从论著或从学术刊物来看,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湘学研究也存在不容回避的问题,其中,最主要的问题是严格意义的湘学学科体系还没有建立起来,还未推出被学界认可的、有公信力的标志性成果。纵观如今的研究成果,我认为,湘学研究应着力解决以下问题。

首先,建立规范的湘学学科体系。一是厘清湘学的内涵、外延、对象、特点、发展阶段及其演绎脉络,建构具有学科特征的逻辑体系。关键是准确把握湘学的内涵,给湘学一个科学的定义。当湘学的内涵确定,它的外延、对象、特点就容易厘清。二是探讨如何弘扬湘学传统,以实现湘学精神的现代转化,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提供借鉴。三是既要对湘学人物或事件进行研究,更要从社会发展的角度赋予湘学研究新的活力。

其次,更新研究方法,开阔研究视野。湘学不仅是湖湘之学,而且是中国之学,应以博大胸怀和开放眼光开展研究。湘学研究应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坚持现实与历史相结合、批判与继承相统一的原则。

再次,整合湘学研究队伍。当下湘学研究队伍弱小且分散,有限的研究成员隶属于湖南的不同高校和社科研究机构,导致研究没有统一的规划,没有凝练研究主题,成果不集中。要让湘学走向全国、走向世界,必须整合现有研究队伍,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就湘学研究的重点、难点问题联合攻关,推出标志性成果。

《中国社会科学报》:有学者提出,湘学不是封闭的,是开放的。要以面向全国、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开放眼光和远大视野来研究湘学。请您谈谈如何让湘学研究走向世界。

王向清:湘学不是封闭的。研究湘学要用历史、批判、开放、现实、创新的观点,挖掘湘学的精神资源和时代价值,让湘学在湖南走向全国、走向世界的舞台中起到重要作用。

对此,我认为,首先要运用电视栏目,举办学术讲座和讨论,彰显湘学魅力,扩大湘学影响。提炼契合电视栏目风格的选题或湘学作品,将湘学人物、事件及其在中国历史上的影响在其中宣讲,让湘学走向全国。

其次,利用孔子学院这一窗口向孔子学院所在国传播湘学。到目前为止,湖南大学、湖南师范大学、湘潭大学、长沙理工大学4所高校在北美洲、欧洲、非洲等地区办有孔子学院。作为湖南省高校主办的孔子学院,应当开设一门介绍湘学的课程,让世界了解湘学。

再次,借助一带一路契机,宣传湘学。多年来,湖南的文化产业蓬勃发展,电视湘军、文化湘军、出版湘军等声名鹊起,成为提升湖南软实力的重要产业。这些企业可以找准切入点,融入一带一路建设中。在建设文化产业的过程中,宣传和推介湘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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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学近代转型的原因及特点

陈代湘 蒋菲

湘学是极富湖湘地域特色的学术思想,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有十分特殊的地位。许多湘学人物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扮演重要角色,湘学的近代转型代表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化近代转型的进程和特点。

湘学的近代转型,一方面是学术发展的内在呼唤。晚清学术发展和变革的理论呼唤和现实需求,是湘学近代转型的内在因素。这一时期的湘学,出现了今文经学派和理学经世派。魏源为晚清今文经学派的代表,他对汉学和宋学都进行了批判,提倡“通经致用”,开创了一代学风。曾国藩属于晚清理学经世派,他尊崇理学,又以开明心态主张汉宋兼采,其最根本的目的是经世致用,将儒家之“道”落实到治国、治军、洋务等实践中。

另一方面则是中西文化冲突的外在时代背景。鸦片战争后,中西文化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剧烈冲突,这是湘学近代转型的外部因素。当时,面对这“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中国传统文化熏陶出来的仁人志士挺身而出,以极大的历史责任感和民族忧患意识,积极寻求救国保种、强国保学的济世良方。在这个过程中,不少湘学人物起到了引领时代潮流的作用。魏源、贺长龄、曾国藩、左宗棠、彭玉麟、胡林翼、谭嗣同、唐才常、熊希龄、黄兴、宋教仁、蔡锷、陈天华、杨昌济……这一长串名字,被中国近现代的历史丰碑深深地铭刻,他们不但在实践中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而且在理论创造上也作出了突出的贡献。湘学,也在这些先进人物应对中西文化冲突的探索和抉择过程中发生了转型,产生了近代湘学这一新的形态。

我们认为转型后的近代湘学最突出的特点有三个。

其一,经世致用。尽管经世致用思想不为湘学所独有,但在近代湘学中却最突出。龚自珍和魏源是近代经世致用精神的开风气者。魏源编写的《海国图志》,介绍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历史、地理、文化等情况,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为中国人打开了向西方学习的大门,后来的洋务运动就是秉承魏源思想而开始的“师夷”、“制夷”实践。

魏源身处鸦片战争时期,他与陶澍、贺长龄等推动经世致用风气在三湘大地乃至全国流行。此后湖南出现的一波又一波人才群体,都是受到湘学经世致用学风影响而涌现的。

其二,实事求是。如果说经世致用是近代湘学的时代学风,那么,实事求是则是近代湘学的思想方法。

最早将实事求是这一考据学命题转化为哲学认识论命题的,是曾国藩。他说:“近世乾嘉之间,诸儒务为浩博。惠定宇、戴东原之流钩研诂训,本河间献王实事求是之旨,薄宋贤为空疏。夫所谓事者,非物乎?是者,非理乎?实事求是,非即朱子所称即物穷理者乎?”曾国藩将实事求是与朱熹“即物穷理”命题联系起来,对实事求是做了不同于考据学的解释,强调研究具体事物的知识和规律。曾国藩将实事求是从一个考据学命题创造性地转化为哲学认识论命题,并运用到自己的军政实践中,成为了一种思想方法,并在近代湘学中蔚然成风。

其三,爱国主义。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近代湘学的爱国主义特征十分突出,这也是近代湘学人物在救国图强、自立发展中能够做出功绩的精神和情感保证。

杨树达说:“自王船山先生以后,湖南人笃信民族主义,因欲保持自己民族,故感觉外患最敏,吸收外来文化最力,且在全国为最先。如魏默深之志海国,郭筠仙、曾劼刚之赞欧化,光绪丁酉、戊戌之办新政,皆其例也。”谭嗣同为变法图强而血洒菜市口,陈天华、杨毓麟因抗议帝国主义之无理与清政府之无能而分别在日本和英国蹈海殉国,均是近代湘学人物爱国主义情感的表现。

(作者单位:湘潭大学哲学系)

http://sky.cssn.cn/lsx/zgs/201708/t20170828_3621991.shtml

王船山:湘学发展承上启下的重要人物

方红姣

湘学指在湖南地区产生、发展和传承的以理学为核心的学术思想。在其千年的发展过程中出现过几个思想发展高峰:开宋明理学之先的周敦颐的濂溪学;胡安国、胡宏父子开创,张栻继之并光大的湖湘学;明清之际的船山学;将经世践履精神发挥到极致,深刻影响近代湖南乃至中国历史的近代湘学。

明末清初思想家王船山处在从南宋湖湘学到清末近代湘学的两个高峰之间。从思想发展层面而言,王船山起着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春秋学及其历史意识。王船山的春秋学著作有四种:《春秋稗疏》《春秋家说》《春秋世论》《续春秋左氏传博议》。他很重视研治《春秋》,一方面直接受其父王朝聘的影响。另一方面,间接接续起湖湘学派的开创者胡安国重视春秋学的传统。王船山称赞胡安国的《春秋传》,“著攘夷尊周之大义,入告高宗,出传天下,以正人心而雪靖康之耻,起建炎之衰,诚当时之龟鉴矣。”

其二,由体达用、体用合一。体用合一是王船山思想的又一突出特点。从湘学发展的视域而论,它向上可回溯至胡宏《知言》中对体用合一的阐释,向下则开启近代湘学对体用合一的笃实践行。王船山借助“实有”提出“体用胥有而相需以实”、“从其用而知其体之有”的体用合一思想,并指出捐体而狥用、立体以废用的弊病所在。王船山由体用关系进而引出道物(道器)关系,提出天下惟器、道在器中的主张。这与胡宏“道不能无物而自道,物不能无道而自物”、“离物求道者,妄而已矣”的讲法有异曲同工之妙。当然,二者论述体用合一思想的基础是不同的。王船山是即气言体,他的体用相胥所借助的“实有”是太虚(气)的基本属性。

其三,知行并进,德智双显。在知行关系上,王船山肯定行的重要性,“知非先,行非后,行有余力而求知”,故“行可兼知,而知不可兼行”。同时,知与行能互相促进,知行相资以为用,并进而有功。王船山的知行学说,无疑是对胡宏弟子张栻思想的进一步推进。

王船山对朱熹的知先行后说、陆王的知行合一说进行批判,是对湖湘学重要代表张栻知行说的接续。这体现了湖湘学不同于朱子的闽学、陆象山的江西之学、吕祖谦的浙东学派的独立性。

清代末期,湘学的开启实是借王船山思想的复兴而拉开帷幕。邓显鹤最早大规模整理刊刻《船山遗书》。道光十九年(1839),邓显鹤与王船山裔孙王世全将船山著述18种、150卷加以整理,在长沙开雕,后雕版毁于战火。同治二年(1863),曾国藩、曾国荃兄弟在邓显鹤的基础上刊印《船山遗书》,随着王船山著作的传播,王船山思想渐为湖南乃至全国的智识阶层熟知和推崇,一度成为近代民族民主革命人士高举的思想旗帜。在《新湖南》中,杨毓麟甚至将船山学作为湘学的代名词使用。对于湘学的意义,王船山是湘学从古代过渡到近代的关键人物。

还需看到的是,作为中国哲学史和思想史中的代表性人物之一,王船山思想的形成受到作为地域学术思想传统的湘学影响,但又不仅仅限于湘学的影响。王船山思想的特点体现了湘学特点,但也要把它放于整个中国哲学思想史视域中考察。王船山是湘学发展中重要一环,也是中国哲学史中的重要一环。

  (作者系湘潭大学哲学系教授)

http://sky.cssn.cn/zhx/zx_tpxw/201708/t20170829_3623493.shtml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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