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
萧艾(1919-1996)，湖南宁远人，古汉语文字学家、中国文学史家，被誉为湘大“中文四老”( 姜书阁、羊春秋、萧艾、彭燕郊)之一。早年肄业于上海持志大学。1939年在贵阳第二西南联大毕业。后任无锡国学专修学校讲师、西江学院副教授。1949年任湘雅医学院院长秘书兼马列主义教研室主任。1979年任湘潭大学中文系教授。
长期从事甲骨文、中国文学史、中国氏族学的研究。著有《殷契偶拾》《甲骨文史话》《王国维评传》《王湘绮评传》《雪矶丛稿校注》等。其传略和学术成就载入《剑桥世界名人录》。
(萧艾先生)
怀念我的导师萧艾先生
文：谭松林
1982年，我从湘潭大学中文系(今文学与新闻学院)本科毕业，考入萧艾先生门下，攻读“王国维研究”方向硕士学位研究生。在三年的研究生学习生涯及毕业以后留校任教、陪伴先生十余年的时间里，先生对我教诲良多，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先生渊博的学识和高尚的人品。
先生的学识，可以用“渊博”二字来概括。
博，是指先生治学的范围广泛，涉及哲学、史学、文学、文字学、文献学、音韵学、训诂学、考据学、佛学、相术……几乎无所不包。这可以从先生的学术论著及论文如 《马克思主义与甲骨文研究》《新史学的开山———王国维》《王国维与《< 史>< 汉>研究》《读< 稼轩长短句>札记》《试论李商隐的七律诗》《殷契偶拾》《甲骨文史话》《关于< 近代湖湘文化>一文的商榷》《中国古代相术研究与批判》《雪矶丛稿校注》《白话世说新语》等中窥见一斑。
渊，是指先生的学问精深，绝非仅涉皮毛，浅尝辄止，也绝不是拾人牙慧，人云亦云。清末民初，甲骨文在河南安阳出土，引起了王国维、罗振玉、郭沫若等甲骨学大师浓厚的研究兴趣。先生亦独具慧眼，数十年来，一直潜心研究甲骨文和金文。除上述《马克思主义与甲骨文研究》《卜辞文学再探》《甲骨文史话》《殷契偶拾》等论著和论文外，先生还写有《从甲骨文看殷人的审美观》《中国最早的韵文》《帝喾考》《从考古发现说明益阳地区是中国古代文化先驱》《说夔》等论文，赫然成为湖南首屈一指的甲骨学大师。
(萧艾(右)与湖南师大教授王治来)
先生数十年积累成的渊博的学识，使得先生具有超越一般学者的洞察学术研究方向的敏锐目光。
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文化发生了几次大的转折和大的变革：第一次是殷周时期，安阳出土的甲骨卜辞中的丰富材料足以说明这一时期的确是有文字记载以来的中华文化第一次大转折时期;第二次是春秋战国时期，产生了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兵家等多种学术流派，学术界呈现出百家争鸣、人才辈出的繁荣景象;第三次是魏晋六朝时期，从印度通过西域传入我国的佛教影响了中华文化的方方面面，而中华文化如何晏、王弼的“贵无”学说也深深地影响了佛学，中外文化的交流在这一时期放出了奇光异彩;第四次是清末民初时期，两次鸦片战争，帝国主义用洋枪洋炮轰开了几千年来中国闭关锁国的大门，但同时伴随着洋枪、洋炮而来的，“是所谓西洋物质文明及其意识形态，诸如政治、教育、科学、文艺等等新思潮”。中西文化的冲突和交融使得这一时期成为一个“五花八门、亘古未有之奇变的时代”。
(萧艾先生)
先生超越一般学者的洞察学术研究方向的敏锐目光，体现在他能抓住中华文化的每一次大转折大变革时期中的关键人物和事件深入进行研究，并取得令人耳目一新、有时甚至是引领学术潮流的成就。甲骨卜辞自安阳出土以后，先生即于1945年开始对甲骨文进行研究，几年来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前已约述及，此不复赘。下面我们对先生的“王国维研究”和“《世说新语》研究”作一简要的介绍，以见先生洞察学术研究方向的目光之敏锐。
王国维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人物。他生当清末明初这一社会大变革时期，一方面，他饱读四书、五经，深受传统儒家文化的熏陶，思想上趋向保守、顽固和反动，以至在清亡后的民国十六年(1927年)仍然拖着一条长辫子，最后还为殉清而投昆明湖自尽;另一方面，王国维亲眼目睹了随着帝国主义的洋枪、洋炮而来的西方物质文明及其意识形态导致中国国内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发生的激剧变化，辛亥革命后又曾亡命日本，了解了日本的国情，中日文化冲突和交融也深刻地影响着王国维。这就是他在学术上取得巨大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王国维死后，学术界对他的评价有褒有贬，但对他进行全面研究并做出客观、公允的评价的，时至改革开放以前，尚未见到。先生研究王国维数十年，“文革”中亦因此而受到牵累。然而始终未改初衷，一直坚持研究，于1983年出版《王国维评传》一书，对王国维的生平及其学术成就作了全面、客观、公允的评述。但是先生没有停下研究王国维的脚步，仍然笔耕不辍，十余年里，又先后写下了十多篇研究王国维的论文，于1988年结集而成《一代大师———王国维研究论丛》，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八十年代中期，国内正形成一股研究王国维的热潮。
魏晋六朝时中国文化史上第三次大转折时期。这一时期，佛教的移入，老庄哲学的重新抬头，玄学的兴起，清谈之风的盛行……各种新理论、新学说不断涌现，而儒家学说日益孤立。这是中国文化史上的又一个百家争鸣的时期。生当魏晋之后的南朝宋的刘义庆所撰《世说新语》一书，记述了汉末、魏、晋士大夫的言行，真实地反映了这一时期的社会现实。先生抓住《世说》的这一特征，潜心研究《世说》，于1992年出版了《世说探幽》一书。先生在书中评价说：“《世说》的产生，可以说充分反映了时代的精神面貌和历史特点。它是魏晋时期社会的忠实记录，同时又是当时著名人物的生动刻画，简直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从二世纪到四世纪时期的一部百科全书。”无独有偶，与此同时，国内亦正兴起一股《世说》的热潮。
先生高尚的人品，可以从几件小事反映出来。
先生出生于1919年农历大年三十，亲身经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年轻时，先生担任过进步报刊的记者，撰写了一些宣传抗日和民主、自由、解放的文章，后来还为湖南和平解放做出了贡献。然而，先生从未向我们夸耀过他的这些光荣往事。临终前，先生曾撰自挽联一幅，其上联云：“集战士诗人学者于一身全无是处。”这是先生对自己一生的高度概括，毫无自矜之意。
先生来湘大任教，已逾耳顺之年。当时，湘大中文系为了照顾和方便几位德高望重的老教师查阅资料，常常将系资料室一些珍贵的图书暂时存放在这些老先生家中，以方便他们查阅。以先生的资历和学识，且又年近古稀，享受这一待遇完全在情在理。但先生不愿享受这一特殊待遇，要查阅某些资料时，先生就开一书目给我，由我到系资料室借回，先生看完后，再由我归还系资料室。有时，先生还抱着羸弱的身体，自去学校图书馆查阅。
先生临终前，曾立下遗嘱：不发讣告;不开追悼会;不向遗体告别。先生逝世后，他的儿女严格地遵照他的遗嘱办了丧事。时至今日，像先生这样在去世后做到“三不”的人恐怕也是寥若晨星了。
时值先生逝世二十周年，特撰此文以怀念先生。(作者系湘潭大学退休教师谭松林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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