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希金情结
新闻天地：都说您有一个普希金情结，它是怎样形成的？
张铁夫：说起普希金情结，话可就长了。最早爱上普希金是在中学的时候。1950年春，我进入新化一中读书。那是激情燃烧的岁月。当时有一个著名的口号——“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我们看的文学作品，大部分是19世纪俄国的和苏维埃时期的，像《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青年近卫军》等。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我开始接触普希金的诗歌，领路人就是戈宝权。上世纪40年代，他和苏联驻上海领事馆的罗果夫合编了一本《普希金文集》，这个文集中有诗歌、小说、戏剧，解放后又多次印行，流传很广，我最早接触的就是这本书。
现在回忆起来，那是一个只有革命没有爱情的年代，普希金那些歌颂自由歌颂爱情的诗，一下子就抓住了中国青年的心，就像天降的甘露，滋润着人们的心田。我们四处寻找他的作品，如饥似渴地读着他的诗。时间一长，对普希金就有一种无法割舍的感情。
新闻天地：您又为什么将普希金作为自己研究的对象呢？
张铁夫：可能是我和普希金有缘，当年高考时我报的是汉语言文学系，也就是中文系，但是却把我录在俄语系，我并没有因此感到痛苦和沮丧，因为我喜欢文学，而我在中学时代读的又大多是俄苏文学作品。我想，如果能学好俄文，直接读普希金的原著，那岂不是更好？不过当时全国俄语专业录取的学生过多，已经供过于求，于是到了1957年，组织上动员俄语系学生转系，我们那个年级招进来是180人，到毕业时只剩99人，不过这时我对俄语和俄苏文学已经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于是就留在了俄语系。
1960年大学毕业后我留校工作，正赶上抓阶级斗争的年代。1964年我被抽调到省委“四清”工作队，在湖北农村搞了整整两年“四清”，接着就是十年“文化大革命”。从1960年到1978年，我整整耽误了18年的时光。1978年，我才回到书桌边，这时侯我已经整整40岁了。
为什么会专门研究普希金呢？这里有一个契机：1981年在长沙召开了一个全国性的普希金、雨果讨论会，这个会由湖南省外国文学学会主办，我是会议的组织者之一。在这个会议上，漓江出版社编辑刘硕良先生主动找到我，说他们准备出一套《外国作家文论丛书》，其中有一本就是《普希金论文学》，他约我翻译。从1981年到1982年，我和我的老师黄弗同教授用了整整一年的时间把这本书翻译出来了。1983年由漓江出版社出版，这是我的普希金研究的开端。从这本书开始，我基本上是专攻普希金，至今已出版了三本专著和四本译著。今年四月还将出版第四本专著。
新闻天地：您的学生将您和夫人曾簇林教授称为“铁夫斯基”和“簇林诺娃”，你们的认识是否也和俄罗斯文学有关呢？
张铁夫：其实我和老伴的相识并不像人们想像的那么浪漫。我和她是中学校友，我高她两届。后来我考进了华中师范大学，她考进了武汉大学。两个学校相隔不远，两人经常走动。那时候惟一的娱乐就是看电影和跳舞。舞会我们不常参加，但电影却看得多。那时候每个礼拜有一两次电影，而且非常便宜，武汉大学是一毛五分钱看四场，我们学校是五分钱看一场。不管哪个学校，放映的大多是苏联影片，如《侦察员的功勋》、《夏伯阳》、《战舰“波将金号”》、《难忘的一九一九年》等，有的是根据文学名著改编的。她本来就喜欢俄苏文学，读过不少名著，这就形成了我们共同的爱好，发展下去自然就是爱情。
新闻天地：研究普希金这么多年，您感到疲倦过吗？
张铁夫：有人可能认为这是一件很苦的事，没意义的事，甚至觉得寒酸、迂腐。这件事当然很苦，但苦中也有乐，是自得其乐，或者叫偷着乐。我之所以乐此不疲，一是他的诗歌本身具有恒久的魅力。有人这么概括，他的诗歌有一种理想美，有一种音韵美，还有一种情感美，和中国人的审美习惯相当吻合。再就是普希金的一生是非常传奇的一生，他38岁就死于决斗，一生坎坷，很值得研究，而且他的作品非常丰富。他是新俄罗斯文学的始祖，他也创造了现代俄罗斯语言。在他以前，俄语是个大杂烩，是他把口语引进了俄语，现在俄国人讲的语言，基本结构与普希金时代无异。他有很多的第一：他写下了俄国第一部诗体长篇小说，写下了俄国第一部历史悲剧，第一次把小人物引进俄罗斯文学等等。俄国人把他称为诗歌的太阳。普希金有太多太多吸引我的地方。
访学俄罗斯
新闻天地：您后来还去了俄罗斯访学，正好经历了苏联解体的过程，当时俄罗斯人是怎样面对这件事的？
张铁夫：我是1991年10月去苏联访学的，1992年5月回国，正好经历了苏联解体的全过程。总的来说，当时俄罗斯国内比较平静。当然，莫斯科红场上也有人游行，民主派和爱国者派各打各的旗号，各喊各的口号，在红场上走来走去，大路朝天，各走一边。只搞文斗，不搞武斗。后来普京这样说过：“从地理政治学来说，苏联的解体是20世纪最大的灾难。”他还说过：“如果谁对苏联的解体不感到惋惜，谁就是没有良心；如果谁想恢复过去的苏联，谁就是没有头脑。”这两句话代表了大多数俄罗斯人对苏联解体的看法。
新闻天地：初到俄罗斯，是怎样的感觉？
张铁夫：我们是从北京乘火车去莫斯科的，然后再换乘火车去弗拉基米尔。10月21日晚上10点我们到达弗拉基米尔火车站，但是站台上却空空荡荡，等了20多分钟还是不见接站的人，我们估计学院没有接到通知，便叫了一辆出租车，自己把行李运到学校，但是当时管理员都下班了，没人接待我们，幸亏中国留学生小马叫了几个学生，把我们安顿妥当。这也算是一个小小的插曲吧。
到俄罗斯的头几天，我们都在学校食堂就餐，俄罗斯的饭菜基本上有一个固定的公式：小吃、第一道、第二道、第三道。小吃一般是凉菜；第一道为热汤；第二道是主菜，或是通心粉配牛肉，或是土豆泥配鸡腿，还有面包；第三道为饮料，通常是葡萄汁或加糖的热茶。这样的饭菜营养是足够的，但是味道不敢恭维，而且冷的、热的、酸的、甜的、干的、稀的一起灌，中国人很不适应，久了就容易闹肚子。后来我们不得不自己做饭。俄罗斯人不吃酱油，我们从北京带了固体酱油，没有醋，我们就买醋精稀释了用；没有餐具和炊具，去商店跑了多次，只买到一把像工艺品的银质小刀，好在中国研究生小马、小郅给我们送来了炊具、餐具和电热水壶，我们才真正另起炉灶了。第一次我们做了四公斤红烧肉，足足吃了三天，还请俄罗斯朋友一起吃中国菜，他们连连称赞中国菜是一种艺术。
新闻天地：在俄罗斯期间，您的学习任务一定十分繁重吧？
张铁夫：我进修的课题是“俄苏普希金学史”，导师是文学系的俄罗斯文学专家阿里米。她给我制定了一个学习计划，我在俄罗斯的进修是严格按照这个计划执行的。我在院图书馆、州图书馆和列宁图书馆查阅并抄下了所有关于普希金的图书和论文卡片，还去莫斯科、圣彼得堡、基辅进行了学术访问，走访了很多的城市，参观了很多普希金博物馆。这一切对我后来的研究工作很有帮助。我不仅获得了许多感性知识，而且积累了大量第一手资料。
新闻天地：俄罗斯人给您的印像如何？
张铁夫：大部分俄罗斯人对我们十分友好，印像最深的是俄罗斯人的素质很高，看戏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他们不但喜欢看戏，而且善于看戏。演出之前，观众在存衣处存好大衣，一个个都要梳妆打扮一番。男士一般是西装革履，女士一般着套裙或连衣裙。有的观众还带着大塑料袋，从里面取出春秋穿的单皮鞋，换下脚上的冬季长靴。对他们来说，看戏是和过节、赴宴、参加婚礼一样重要的事情。入场后，没有人大声喧哗，没人吃有声食品，更没有人吞云吐雾。演出时，观众席里鸦雀无声。演到精彩处，观众热情鼓掌，整个演出过程中，观众与演员在感情上水乳交融，演出结束后，观众起立鼓掌。演员谢幕往往达五六分钟甚至十几分钟之久。闭幕后观众才有秩序地离开剧场。在莫斯科看戏就和我们看电影一样普通，主要地铁站内还设有专门售票的小亭子，里面贴着演出海报，只要往亭子前一站，就对全市各剧院上演的剧目一目了然，我的大部分戏票都是在这种小亭子买的。很荣幸的是，我曾两次在大剧院观看演出。很多俄罗斯人一辈子没有进过大剧院。
站好最后一班岗
新闻天地：您的学生都非常尊敬您，程兴国说他只记得是你把他教出来的。您的学生还专门为您出书。但是现在有些老师没有把主要精力放在教学上，学生很有意见。您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张铁夫：这种情况是存在的，而且有的情况还比较严重。当然，除了责任心不够以外，也有一定的客观原因。有些年轻同志业务上压力大，生活上也压力大，他要买房子，要送小孩读书，在经济上必须自立，所以他要花费一些时间去做别的事情。有的地方带研究生就像放羊，学生和导师很难见到面。我们湘潭大学风气还是比较好，师生接触比较多，感情也比较深厚。我们不仅传授知识，而且还帮助他们解决生活上的困难，我认为，这都是作为老师应该做的。
新闻天地：现在研究生和导师之间有很多负面新闻，例如：老师让学生帮助自己做科研项目，但其实做的都是一些资料整理之类的杂活，学生反感这样的“老板与员工”式的关系。现在有人说，已经搞不清楚研究生和导师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了。您是如何看待学生和导师之间的关系的？
张铁夫：导师和研究生的关系，既是师生关系，也是朋友关系，应该互敬互爱互相帮助。把学生当作打工仔，在学生面前以老板自居，这肯定是不正常的。
新闻天地：您是怎么做的呢？
张铁夫：我做的第一件事是上课。研究生有很多专业课程，我给他们上四门课，这是我在课堂上最主要的工作。第二件事就是指导他们写论文。一般要求他们每学年写一到两篇论文，最后是写学位论文。学位论文一般我要看三遍改三遍。一遍就通过的学生现在已经很难找到了。我从1984年开始带研究生，一共带了30人。平均一年不到两人。带多了，没有时间和精力管，那就只能放羊。除了上课和指导论文外，我的一个很重要的方法就是吸收他们参加课题研究。前几年我有一个课题——“普希金新论”，我让学生把学位论文和课题研究结合起来。我自己有一个总体计划，然后让学生在总体计划框架之内撰写学位论文。论文完成之后，很自然地就成了课题中的一章。当然论文和专著不同，两者之间是有区别的，要做一些修改。我的本意是想培养一些年轻的普希金学者。现在已经有11个研究生以普希金为题做硕士论文。不管他们将来会去做什么，只要有一两个人能坚持做下去，我觉得就很好了。
新闻天地：您觉得现在的学生和过去的相比，有什么不同？
张铁夫：从学习的热情来讲是一样的，都很努力。80年代的研究生基础更好一些，社会的诱惑也少一些，读书也专心一些。现在的研究生知识面更宽，思维更活跃。有个别的研究生考研是为了跳槽，学习不大努力。
不少学校规定研究生在读期间必须发表一二篇论文，这对研究生有很大的压力。当然有压力是好事，但也有不好的一面，就是只求数量，不求质量。这跟目前的高校排名，甚至跟教育体制有很大的关系，应该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
新闻天地：您现在还有什么研究计划吗？
张铁夫：去年下半年，我获准承担中国社科院重大课题“外国文学学术史研究工程”之子课题“普希金学术史研究”。它有两项内容：一是写一本30万字的《普希金批评史》，要对俄国和世界上的普希金研究做出评论，二是编一本40万字的《普希金评论选》，选译俄国和世界关于普希金的经典论文。这两项工作已经上马，需要二到三年的时间才能完成。这个工作没有人强迫我做，我可以做，也可以不做，这完全是出于爱好，是一种惯性。当然，也可以说是一种使命感。我还有一个博士生，带好这个博士生和完成这个课题，是我最后的工作，我将尽力站好最后一班岗。
■文/本刊记者 曹辉 林寅
——《新闻天地》杂志200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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