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他是中国“知道分子”的代表，他苦学中文饱读诗书却考取哲学硕士，最终以美术为自己的学术方向，成为一名美术教授。有人称他为“电视布道者”，试探出中国文人价值最大化的另一出口。他把自己形容成喜欢寻觅“野食”的“杂食动物”。他不喜欢“躲进小楼成一统”的传统式文人生活。他勇敢地从体制内迈向体制外，成为一个以自身能量试探文人价值的知识分子。他叫王鲁湘，1956年4月22日生于湖南涟源。
〈〈〈文化之间是平等的
新闻天地：您曾经是在首都师范大学的中文系任教，在我的感觉中“知道分子”这个头衔似乎更适合一位中文系的教授，为何您后来专攻美术呢？
王鲁湘：这个“知道分子”的头衔，我的学历以及我现在从事的工作，我的几个社会形象，总给人一种关公战秦琼的感觉，乱七八糟好像根本搭不到一起去。我在首都师范大学待了五年，1992年离开的。我本科是在湘大学中文，学士学位是文学，但我研究生考的是北大的哲学系，我的硕士学位是哲学。我在社会上的身份更主要的是一个电视人、传媒人，我更多见诸于文字的东西是美术，是艺术史，这是一种很“混乱”，很“乱搭”的感觉。后现代有一个词叫“乱搭”，这种“乱搭”现象的出现说明整个世界的文化开始进入一种全球化初级阶段，这个时期最重要的反映就是不同文化都把对方作为一个他者。在前全球化时代，这个他者是敌意的，进入全球化以后，他者就不见得都是敌意的，而是进入一种渴望了解，开始彼此欣赏，并逐渐实现交融的一个时期。于是就出现了彼此之间，“他者”之间的“拿来主义”，从你那里拿一件褂子来套在我身上，甚至从他那里拿一条内裤来作为我的外裤穿，就出现了这种乱搭现象，这种乱搭最后总还是要进入交融，到最后终极阶段时，也许真的会出现一种我们以前渴望、想象的，带有全球化特点的新一种文化。
在全球化时代，总的立场大家都知道，就是不能拒绝，不能以“他者”为敌人，这是一个必须在全球化的情况下所具有的立场，就是一定要和谐，一定要尊重对方，不管对方多么的原始落后。在文化上不论是再古老的和再先进的，再大的和再小的，彼此之间都是平等的，这就是全球化时代必须持有的一种正确的立场。
新闻天地：那为何又会出现“文化侵略”这种现象？您认同“文化侵略”这一表达吗？
王鲁湘：“文化侵略”是殖民时代出现的一个词，在前全球化之前各个文化都处在相对封闭的领域，几乎是孤立地成长，交往非常少，彼此为敌人，互相是不欣赏的，就是非我族类。在这种长期隔绝的状态中彼此之间领地意识非常强，像动物的世界一样。我进你的领地我首先就对你充满了敌意，你进我的领地你也充满着戒备，在过分的敌意和过分的戒备中间，很容易擦枪走火。我端着枪小心谨慎地进入一个陌生的地方，其实我并不想扣扳机，但是我为我的安全考虑，看到对方那惊恐的眼睛时我以为他会下手，所以我先扣扳机。
我现在不主张使用“文化侵略”这个词语，这会把我们导向一个不太清晰的关系，往往会使我们理性的眼光蒙上不理性的色彩。文化在某种意义上，在人类的发展史上基本是两种方式，一种是从上面传下来的，线性的；一种就是横向的传播。横向的传播在作用上永远要大于线性的传播，所有文化上的革命都是由横向传播造成的，时间上的继承不会导致文化上的跃进，所以这种大的变化都是由横向传播造成的。横向传播中间他又会采取几种形式，渐进的，还有一种就是嵌入式的，直接的整体的嵌入，这个往往和战争相伴随，人类历史上所有重大的变革都是由战争造成的，列宁说战争是政治的最高手段，也是文化传播的终极方式，战争的传播中间，还存在一种跳跃式的传播。比如说在现在的云南贵州，你会发现一些军屯，那个地方的人讲南京的话，这是因为明朝时从江南地区派去的军队，在那里驻扎最后慢慢地就军转民了。它为什么会形成孤岛？凡是孤岛查他的历史你都知道，他的文化要比他周围的土著文化要高一大截，他们带着一种强烈的优越感来到你这个地方，他不可能和你和谐相处，但是他的辐射力又不够，因为他太小，影响太小，所以他就变成一个孤岛，这些东西在某种意义上说都可以看做“文化侵略”，当然时间长了以后，这种感觉就没有了。所以文化的东西一定要有一定的时间半径来看，这个焦距太广了。
新闻天地：现在伊斯兰文化和西方社会之间是不是体现了这种关系？
王鲁湘：首先，这两个宗教是刚性的，伊斯兰教比基督教更刚性，他们过去是兄弟，阿拉伯人觉得欧洲的基督教还不够绝对化，还不够纯粹化，还具有偶像崇拜，为了创造一种更纯洁，更纯粹的状态，所以就有了伊斯兰教。这两个非常刚性的绝对宗教在一起是不可能相容的；第二，他们地缘上太接近了，他们之间有一个漫长的文化地缘线，太接近了必然摩擦就多，恩怨就多；第三点，最重要的一点，是近代才开始有的，就是海上大发现。过去谁掌握了陆上交通的主导权，谁就能成为地区性的霸主甚至世界性的霸主，后来海上航线发现以后，陆权转移到海权，谁掌握了海权谁就成了霸主，而最先掌握海权的是欧洲人，所以他们就成了全球化的领头羊，他们绕开了横在欧亚大陆中间的阿拉伯世界，这样整个西亚在世界史上的地位就急剧衰弱了，它不再具有主导世界历史的地位了。而是变为一个孤岛。还有一个更不幸的原因，就是它地下蕴藏着一种进入工业文明以后的重要资源——石油，这是西方世界急需的，然而又在你的脚下，你在宗教上跟我是另外一个世界，并且非常穷困，这块肥肉西方要用最低廉的成本来攫取，在政治上还要绝对控制它，使他能源的安全性得到足够的保证，但这里又是一个反西方的伊斯兰世界，那怎么办？他就必须在那个地方使用一切办法使你完整的阿拉伯世界不复存在，使你变成七零八碎，内部派系林立，国与国之间战乱不已、矛盾不已的一个地区，然后西方世界可以从中渔利，支持一派打一派，随时操纵政权的更迭，所以阿拉伯世界不得安宁不是阿拉伯人不想安宁，是因为它有了石油之后，西方世界不让它安宁。
〈〈〈和文化的缘分是前世修来的
新闻天地：您称自己是一个“文化饿鬼”，您为何对文化如此感兴趣？
王鲁湘：我们在北大的时候有一个词，叫“读书种子”，北大的老师有着一种信念“不管这个社会多么的趋于功利化，这个社会中间总会有一些读书的种子在，我们只要想办法让这些读书的种子得到读书的土壤，而且给他适度的阳光雨露和营养，这个种子就能长起来”。所以北大一直幸运地觉得北大的学生中间总有一些读书种子在。其实何止北大有，任何学校，任何地区都会有，这个种子按照佛教的观点可能就是前世修来的。我们没有办法解释，在同样的环境里这个孩子就这么爱读书，那个孩子就不爱读书，在同样的家庭里面兄弟姐妹好几个，其他的孩子一天到晚玩得昏天黑地，这个孩子就很沉静地在这个地方捧着书在读。
我生长的涟源市蓝田镇是一个很封闭的山村，那个地方从五十年代才开始通公路，我在来湘潭大学上学之前没有离开过这里。出门就是山，我从小就爱爬高，不管谁家建房子，我总要爬到他家最高的地方看一看，这样能使我的视野更远。我从小就想象着在这一层层连绵不绝的山外面是什么，可是这种感觉我的那几个兄弟不会有，我的同学好像从来没有过，可是我就能把这种感觉写在我小时候的作品里。我的父母虽然是干部，但他们是文盲，所以我家里并没有读书的环境。很多人以为我是一个书香世家，其实当我考上大学以后，我老家的人后来说，你是我们这个族里头从清末以来，第一个大学生，但是他们又同时告诉我，你是王羲之之后。我老家所在的那个地方是属于老山东，后来划到江苏，当地的生活环境都和山东一样，而且那里有一条沂河，沂河的上游是临沂，而临沂就是王羲之的老家。所以我这读书的种子，其源头竟有那么远。
从小我爱读书，但是根本没有书读，也没有办法弄到书，但是我从小就是班上的学习尖子，从小的时候就莫名其妙地喜欢画画。我和一个比我大两岁的一个人一起成了我们镇上的小画童，我们两个自己做画夹，做油画小箱子，那个时候我13岁，就背着画夹去山沟里头到处去画风景，看到一个长相很奇特的老人，我们就让他坐下来给他画像。工厂要办展览，这种展览居然就包给我们两个小孩去画各种宣传画，把一个展览布置起来，然后去小镇的各个地方到处去写美术字，也没有人教我们，后来和我一起的这个人，现在是广州美院的教授，当年我是想去美院读书的，但是完全不知道考美术，要提前报名，所以就完全没去参加专业考试，只参加了文化课统考。
新闻天地：您当年考大学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在湘大求学时有什么记忆让您刻骨铭心吗？
王鲁湘：当时我考大学的时候，在农村已经是第四年的知青了，课本也都扔了好几年了，听说当年的大学好像是要考试，要考试肯定就要复习，把课本找齐以后，但是当时每天还要出工，就没有时间复习，后来是吴志宪（他现在省政协工作）在县城里头，信息比我灵通，他坐火车来找我，说一起复习参加考试，然后我们就找了一个借口请假离开了，去了冷水江他姐姐家，在她家复习了一个月。那个时候觉得语文历史政治这些很好办，最难的就是数理化，因为我们中学没有好好学过，我们两个天天不断地做数理化作业，结果最后说考文科不要考。
当时我不知道什么叫大学。所以我为什么后面要去北大，就是因为这个心愿没有了，在湘大读了四年以后，我心里想，我的大学不能就这么结束了啊。
现在想起来，如果我当年去了其它的大学，也许记忆就和现在完全不同了。我在北大呆过四年，但是更清晰的记忆是在湘大，在北大未名湖边我走了无数圈，好像每一圈都是雷同的。但是我在湘大的记忆非常清楚，我现在还清晰地记得我从宿舍楼出来，穿着雨靴，走着泥泞的道路到那个四十度温度的教室里去上课的情景。
我进湘大的时候，整个湘大的原野上只耸立着四栋红砖房，教学楼没有，操场没有，图书馆没有，水泥路没有，我们都穿着套鞋上课，用牛毛毡搭的棚子，夏天的时候温度四十多度。校园里面一棵树都没有，现在在校园中看到的树都是我们栽的。我们刨坑的时候都是满手的血泡，因为地面看上去好像都是黄土，你一刨里面都是鹅卵石，没有土，要求一定要挖一个长宽高各一米的坑，然后从遥远的地方再取农民的土来填这个坑。
我现在是一个传媒人，但是我第一次看电视还是在湘大旁边的蓄电池厂，九寸的黑白电视，我们几百个人和他们工人挤在一起看，你去晚了就只能挤在后面，必须要垒三层桌子才能看到遥远的地方一个小小的电视。
新闻天地：从那时起您第一次看到电视，到现在从事电视工作，有人说您为现代文人开辟了一条价值最大化的新路，您如何看待文人的价值最大化？
王鲁湘：一个人假如他是一个文化人，他的学识必定是为社会为人类服务的，尽管孔夫子提倡为子治学，他讲了你学习的一种立场，你学习不是为了当官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你自己健全人格的建立和自己的修身来进行学习，这样的学习才能真正学到东西，但是学完以后你是要服务于社会的，因此，追求自己的学问和能力的这种服务范围的最大化，效益的最大化，这是古今中外任何文人学者追求的，这种最大化过去是通过几种途径来的。在印刷出版非常不发达的那个时期，是通过授徒来达到的，孔夫子带学徒，苏格拉底带学徒，柏拉图带学徒，释迦牟尼带学徒包括耶稣带十二门徒，全是这样。有了印刷术以后我们的学者就是尽力把思想变为文字，然后出版。那么到了电子时代后，我们有了电视、广播、网络，通过电视传播，直接传播，或者是间接传播，你可以听到我的声音看到我的人，就和古代老师授课是一样的，这种传播形式其实是所有学者梦寐以求的。
〈〈〈湖南是我的第一故乡
新闻天地：您在湖南出生，又是在湖南读的大学，在您的眼中湖南人是什么样的？
王鲁湘：从籍贯来说我是江苏人，严格的说来我是鲁国人，虽然后来由于行政区域的变化，都不属于山东了，但是在我父母看来他们都是山东人，所以他们把对家乡的怀念放进了我的名字里。他们最后是在湖南这片土地上去世的，所以实际上，湖南成为了我父母的第二故乡，也成了我的第一故乡。现在在外面别人问我是哪里人，我肯定脱口而出我是湖南人，我不会说我是江苏人，山东人，因为在我所有的成长过程中的记忆都是湖南。所有的影响除了父母对我的影响，也都是来自湖南人。我喝的是湖南的水，吃的是湖南的粮，而且受的是湖南的热挨的是湖南的冻，湖南这种热天和冬天的极端气候，对湖南人的性格当然也对我的性格产生了一些影响，所以我从任何一个方面，从里到外都觉得我是一个湖南人，这种感觉在没有离开湖南的时候感觉不强烈，因为没有他者，自我就不彰显，当你离开湖南以后你就发现原来你那么像湖南人，有很多共同性的。
湖南人勇于认事，这一点都是一堆湖南人在一起的时候不明显，明显的就是大家互相掐架，但是你一旦和其它省的人在一起，湖南人的特性就显露无疑了。
如果一堆人中间，比如一间公司或者说一支队伍，刚开始头可能是其它地方人，但是在一起干了几件大事之后，是不是这个头会换成一个湖南人？我的朋友们想想回答：“有可能。”为什么？因为湖南人聪明？湖南人善于团结人？湖南人是很不善于团结人的。那是湖南人不怕死？说对了一半，但是这个表述不准确，不到位。我说是因为湖南人敢于承担责任，而且敢于承担无限责任，因此做小事情的时候凸显不出湖南人，因为做小事情不需要冒险，只有一件事情需要负责任，而这件事情大家都没有底，并且感觉到这个事情要出事，很可能会吃不了兜着走负无限责任的时候，这个傻湖南人就会站出来，但是只要有这么一次，这个湖南人就会成为英雄。从曾国藩到毛泽东都是这样。湖南人觉得大家都做缩头乌龟的时候，自己要勇敢地站出来。
在汉族人中间，我把其中一种汉族人叫“生汉”，湖南人是这一类。三百年以前的湖南历史，没有什么人物，你都不知道当时的湖南人在干什么，当时这块地方是少数民族的天下，汉人是在三百年以前从江西这些地方移民过来的，他和这些少数民族杂处在一起，和这里的少数民族抢地盘。我生在涟源我就知道，当时当地人出门带合纤，一条路一点点宽，对面来了人，要是熟人把合纤竖着就过了，要是来了生人就把合纤横过来，要想过，合纤说了再算。这种民风的汉人别的地方见不着，这就是“生汉”，这种湖南的汉人，和当地少数民族混血，在既斗争又交融的过程中间，就生出了这么一批湖南蛮子。
新闻天地：湖南人的这种性格和湖湘文化又有怎样的关系呢？
王鲁湘：我们现在讲湖湘文化的时候过度的讲到了雅文化，就是从江浙过来的所谓程朱理学。现在湖湘文化分为狭义湖湘文化和广义湖湘文化，狭义湖湘文化就是指从胡氏父子从泰州过来以后然后在这里开始传播儒学，最后又有张栻主持岳麓书院，经过几代人的传播最后在明末的时候出了一个集大成者王船山。我们讲湖湘文化的时候相当多的学者研究的是这个。
但是我们一般人所说的湖湘文化肯定不是说的这个东西，指的是在湖湘这块土地上成长起来的发展着的而且至今还在影响我们每个湖南人的一种文化。这种文化是源远流长的，最早可以从先秦说起，从屈原贾谊来湖南说起，从长沙国说起，而且必然逃脱不了的就是和湖南的土著文化联系，我们往往忽略了土著文化对于我们湖南人的性格的影响。同样是儒家文化的东西，为什么到了湖南这块土地上会变得这么刚硬，这种在先秦才看到的一点点阳刚之气为什么在中原没有了，为什么湖南会是这样一种选择？这些肯定都是受土著文化的影响，和血液里头流淌的东西，和他们在这里生存的环境联系在一起的，湖南的自然环境非常的恶劣，极端的天气，冬天冻死你，夏天热死你，春天雨淋死你，这种极端的天气培养极端忍耐的性格，一个人在一年四季中间，需要忽冷忽热的忍受煎熬，你看他的性格是什么样一种性格。
新闻天地：现在中国刮着一股湖湘文化的风潮，借助多种形式湖湘文化不断被其它地区的人所熟悉，在这样的情况下，湖湘文化也会不可避免地受到其它文化体系的影响，您能否谈谈这种影响对于湖湘文化的传承有着怎样的作用？
王鲁湘：湖湘文化可以说一直是在接受外界文化的影响发展起来的，屈原、贾谊、朱熹和胡氏父子都是外来的，到维新时期的梁启超等人，也对湖南产生了很大影响。毛泽东、黄兴、蔡锷、宋教仁、陈天华这些人也都离开过湖南，后来再回到湖南。在离开湖南之前也不过是普普通通的人，但是他从外面回来之后就变得完全不一样了，可以看到不断地有外来的文化影响着湖南的先进分子，这些先进分子又再影响湖南本地。几千年来一直是这样，湖南的地形是一个半封闭半开放的地形，是一个向北张开的大口袋，它西边东边南边全是山，只有洞庭湖一个口向北，中间还隔了个湖，山水之隔形成了封闭空间，但是他又不是全封闭。这个口子正好开向北方，朝向中原，使得中原文化可以通过这个口子进入湖南，你比如说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等唐代重要的诗人都来过湖南，而且他们一生中一些重要的诗作和许多著作都是在湖南完成的，这给湖南带来了很大的影响。
我们谈中国文化，一定要注意庙堂和江湖的关系，湖南从来没有成为庙堂，湖南始终是江湖，是中原流放和失意者的江湖，但又不是蛮荒地区，他还是在这个文化区里头，只不过是偏远地区。这种位置非常好的定义了湖南人的文化性格，他的心，他的文化视野永远是向着中原的，他人生的进阶、取向一定是往北走的，这才叫做进取。而中原人又把湖南看成中原文化圈最边陲的地方。所以湖南始终保持着对于中原核心文化的一种野性的再造能力，把野性的血液重新输入到衰落中的中原文化体系中去，所以你经常可以看到，湖南人是出了洞庭，跨过长江黄河，身上总是有一种蛮力。他是一种野性的力量，这种力量对于一种过于古老的文明在某一个历史时期有改造之功。
《新闻天地》杂志2009年第3期
文/本刊记者 曹辉 林寅 通讯员 樊友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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